原标题：Plurality philosophy in an incredibly oversized nutshell
加密行业中一个有趣的矛盾是它与治理主题的关系，过去十年来，加密行业已成为我作为地理游民的数字家园。加密行业源自密码朋克运动，该运动重视独立于通常由无情和渴望权力的政客和公司施加的外部约束，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构建诸如 torrent 网络和加密消息传递之类的技术来实现这些目的。
然而，随着区块链、加密货币和DAO等新理念的出现，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些较新的结构是长期存在的，并且不断发展，因此它们具有建立自己的治理的内在需求，而不仅仅是规避不受欢迎的外来者的治理。这些结构的持续生存主要取决于数学研究、开源软件和其他大型公共产品。这需要心态的转变：维护加密行业的意识形态需要超越创建它的意识形态。
这种协调与自由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尤其是在新技术的背景下，在我们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远远超出了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今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该州生产合成（又称“实验室培育”）肉类，理由是“全球精英想要控制我们的行为，并向美国人推行以培养皿肉和虫子为食的饮食”，我们需要“优先考虑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而不是……世界经济论坛”。正如你所料，自由党新罕布什尔州（Libertarian Party New Hampshire，LPNH）社交账户公开批评了这项立法的“威权社会主义”性质。但事实证明，许多其他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对我来说，LPNH 对 DeSantis 禁令的批评完全有道理：仅仅因为厌恶而禁止人们食用一种新的、可能更符合道德和可持续的肉类，这与珍视自由完全背道而驰。然而，很明显，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当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令人信服的论据时，我能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Roko Mijic 的这个论点：简而言之，一旦这样的事情被允许，它就会成为主流，社会会围绕它进行重组，而那些不想随波逐流的人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艰难。数字现金就是如此，甚至连瑞典央行都担心现金支付的可访问性，那么为什么其他技术领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在DeSantis签署禁止实验室培育肉类的法案大约两周后，谷歌宣布将在Android中推出一项功能，该功能将实时分析通话内容，并在认为用户可能被骗时自动向用户发出警告。金融诈骗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大问题，尤其是在东南亚等地区，而且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速度快得让人无法适应。AI正在加速这一趋势。在这里，我们看到谷歌正在创建一个解决方案来帮助警告用户有关诈骗的信息，而且，该解决方案完全是客户端的：不会将个人数据发送给任何企业或政府老大哥。这似乎很神奇；这正是我在介绍“d/acc”的帖子中倡导的那种技术。然而，并不是所有自由思想的人都很高兴，至少有一位批评者，他是 Signal Foundation总裁 Meredith Whittaker，他也很难被斥为“只是一个推特巨魔” 。
这三种紧张局势都是让我不断思考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的例子：像我这样认为自己是自由原则捍卫者的人，实际上应该捍卫的是什么？斯科特·亚历山大认为自由主义是和平条约，这种观念的更新版本在二十一世纪是否有意义？显然，事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共物品比以前重要得多，规模也比以前大得多。互联网使交流变得丰富，而不是稀缺。正如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在其关于武器化相互依存的书中分析的那样，现代信息技术不仅赋予接受者权力，还使创造者能够持续投射力量。现有的处理这些问题的尝试往往是杂乱无章的，试图将它们视为需要通过务实妥协来缓和原则的例外。但是，如果有一种有原则看待世界的方式，其重视自由和民主，可以纳入这些挑战，并将它们视为常态而不是例外，那会怎样？
上文所述并不是格伦·韦尔（Glen Weyl）和奥黛丽·唐（Audrey Tang ）引介他们的新书《多元论：协作技术与民主的未来》（Plurality: the future of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and democracy）所说。格伦的叙述则略有不同，他关注的是硅谷科技界众多人物与政治中左翼之间日益对立的关系，并寻求一种更具协作性的前进道路：
但对我来说，从我自己的角度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介绍更符合本书的精神。毕竟，《多元论》的明确目标是试图吸引来自传统政治光谱各个不同部分、有着广泛关注的广泛人群。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在我看来，对民主甚至自由的支持都在不断下降，这种下降似乎自 2016 年左右以来有所加速。
我也曾在以太坊生态系统中扮演治理构建者的角色，亲身处理治理问题。在以太坊之旅之初，我最初的梦想是创建一种可证明数学上最优的治理机制，就像我们拥有可证明最优的共识算法一样。五年后，我的智力探索最终让我找到了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理论论据。
格伦的思想演变在许多方面与我不同，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之前的书《激进市场》阐述了受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该领域最新数学发现启发的思想，试图创建更好的产权和民主版本，以解决这两种机制的最大问题。就像我一样，他一直认为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都很引人注目，并试图找到两者的理想结合，将它们视为需要平衡的对立目标，而不是需要整合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最近，就像我的情况一样，他社会思想的数学部分也朝着试图将不仅是个人，还有个人之间的联系都视为任何新社会设计都需要考虑和围绕其构建的一流对象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将其视为需要消除的错误。
格伦和奥黛丽的《多元论》一书正是本着这些思想的精神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新兴转变的精神而写成的。
格伦·韦尔 (Glen Weyl)在其 2022 年的文章“为什么我是多元主义者”（Why I Am A Pluralist）中对多元主义进行了最简洁的定义：
如果我必须对此进行一点扩展，并用四个要点来定义这本书，我会说以下内容：
在巴拉吉（Balaji Srinivasan）的巨著《网络国家》中，巴拉吉描述了他对当今世界的看法，认为世界分为三极：以《纽约时报》（NYT）为代表的中左翼英语圈精英、共产主义，和以比特币（BTC）为代表的极端个人主义右倾人士。格伦在《多元论》一书中和其他地方都对“21 世纪政治意识形态”给出了自己的描述，如下所示：
这三者的名字取自《文明6》，而在《多元论》一书中，格伦将它们的名字简化为技术统治、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他对这三者的描述大致如下：
格伦认为多元主义能够同时避免三种失败模式：协调失败导致冲突（他认为自由主义存在这种风险）、集权和独裁主义（他认为技术统治存在这种风险）以及停滞（他认为“旧世界民主”存在这种风险，导致其在与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格伦认为多元主义是一种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替代方案，他的项目将充实这一想法，而奥黛丽（Audrey）的项目将首先在中国台湾，然后在其他地方实现。
如果要我总结一下巴拉吉的计划与格伦和奥黛丽的计划之间的区别，我会总结如下。巴拉吉的愿景围绕着创建新的替代机构和围绕这些新机构的新社区，并创建安全的空间，让它们有机会成长。另一方面，格伦和奥黛丽的方法在中国台湾电子政府的“分叉与合并”战略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在奥黛丽的愿景中，仍然有一些选择和退出，但有一个更紧密的反馈循环，通过这个循环，微退出所带来的改进会重新融入“主线”社会基础设施。巴拉吉会问：我们如何让合成肉人拥有他们的合成肉城，让传统肉人拥有他们的传统城市？格伦和奥黛丽可能会问：我们如何构建社会顶层，以保证人们自由地做任何一件事，同时仍然保留作为同一社会一部分并在其他各个方面进行合作的好处？
多元论者关于如何改善世界的观点始于如何描述世界现状的观点。这是格伦进化的关键部分，因为十年前的格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更受经济学启发。因此，将多元论者的世界观与传统经济学的世界观进行比较和对比是有益的。
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少数几个经济模型，这些模型对主体的运作方式做出了特定的假设，并将偏离这些模型的行为视为缺陷，其后果在实践中并不太严重。正如教科书所给出的，这些假设包括：
在我自己最近的文章中，我通常会更加强调一个与竞争相关但更为强大的假设：独立选择。如果你假设人们独立行动以追求自己独立的目标，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机制都会完美地发挥作用，但一旦参与者通过你设置的规则之外的某种机制协调他们的行动，它们就会很快崩溃。第二价格拍卖（Second price auction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满足上述条件且参与者是独立的，那么它们可以证明是完全有效的，但如果最高出价者可以串通，它们就会严重崩溃。我、Glen Weyl 和 Zoe Hitzig 发明的二次方融资与此类似：如果参与者是独立的，它是一种可证明的资助公共物品的理想机制，但如果甚至有两个参与者串通，他们就可以从该机制中提取无限的资金。我自己在成对结合二次方融资（pairwise-bounded quadratic funding）方面的工作试图填补这个漏洞。
但是，一旦你开始分析那些看起来不像交易平台的极其重要的社会部分，经济学的实用性就会进一步下降。以对话为例。对话中说话者和听众的动机是什么？正如汉森和西姆勒在《大脑中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Brain）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试图将对话建模为信息交换，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人们严密保护信息并试图玩针锋相对的游戏，谈话只是为了换取别人的回应。然而，在现实中，人们通常渴望分享信息，对人们对话行为的批评往往集中在许多人说得太多、听得太少的倾向上。在社交媒体等公开对话中，一个主要的分析主题是什么样的陈述、主张或模因会迅速存活（go viral）——这个术语直接承认，最自然的类比科学领域不是经济学，而是生物学。
那么格伦和奥黛丽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认识到根本没有任何单一的模型或科学方法可以完美地解释世界，我们应该使用不同模型的组合，认识到每个模型适用性的局限性。在一个关键部分，他们写道：
Glen 和 Audrey 继续从物理学中举出类似的例子。作为本书编写过程中的众多共同贡献者之一，我贡献了一个例子，并被他们接受，该例子是：
在生物学中，一个关键的例子是：
至此，这些例子的主题应该很容易理解。没有一个模型可以适用于全球，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将多种模型拼凑在一起，这些模型在多种情况下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不同规模的底层机制并不相同，但它们确实“押韵”。他们认为，社会科学需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他们认为，这正是“技术统治”和“自由主义”失败的地方：
格伦和奥黛丽反复提及的一个特定模型是乔治·齐美尔的个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个性源自每个个体处于不同群体的独特交汇处。他们将此描述为“原子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他们写道：
这就是《多元论》一书反复重申的核心思想：将个体之间的联系视为机制设计中的首要对象，而不是仅仅关注个体本身。
罗伯特·诺齐克 (Robert Nozick) 在其 1974 年出版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主张建立一个最小政府，该政府履行基本职能，例如防止人们发起暴力行动，但其他职能则由人们自行组织成符合其价值观的社区。自那时起，这本书已成为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描述理想世界的宣言。
我想到两个例子，一个是罗宾·汉森（Robin Hanson）最近发表的文章《自由主义作为深度多元文化主义》，另一个是斯科特·亚历山大 2014 年发表的文章《群岛和原子社群主义》。罗宾对这个概念感兴趣，因为他希望看到一个拥有更多他所说的深度多元文化主义的世界：
斯科特·亚历山大 (Scott Alexander) 在其 2014 年的文章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他的基本目标略有不同：他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政治架构，为组织创造机会来支持公共利益并限制文化上主观的公共不良行为，同时限制关于高阶伤害的主观论点（“同性恋正在腐蚀社会结构”）成为压迫面具的普遍趋势。巴拉吉的《网络国家》是一个更具体的社会架构提案，它试图实现完全相同的目标。
因此，一个值得问的关键问题是：自由主义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足以实现多元社会？如果我必须用两句话来总结答案，我会说：
为了理解 (2)，我们可以放大一个特定的例子。让我们看看开篇部分围绕 Google 的设备反欺诈扫描系统的争论。一方面，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一款产品，该产品似乎是出于保护用户免受金融诈骗的真诚愿望（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有认识的人因此损失了数十万美元），它甚至更进一步，检查了最重要的“密码朋克价值观”框：数据和计算完全保留在设备上，它纯粹是为了警告你，而不是向执法部门举报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Meredith Whittaker，她认为该产品是通往更具压迫性的东西的滑坡。
现在，让我们看看Glen首选的替代方案：一款名为Message Checker的中国台湾应用。Message Checker是一款在手机上运行的应用，它可以拦截传入的消息通知并对其进行分析。它包括与诈骗无关的功能，例如使用客户端算法来识别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消息。但它也可以检测诈骗：
设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该应用不会强迫所有用户遵守一套统一的规则。相反，它让用户可以选择打开或关闭哪些过滤器：
这些都是由同一家公司生产的过滤器。更理想的设置是将其作为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并有一个开放的市场，你可以安装由各种不同的商业和非盈利参与者创建的不同过滤器。
这种设计的关键多元特征是：它为用户提供了更细粒度的退出自由，避免了全有或全无。如果可以建立设备反欺诈扫描必须以这种方式工作的规范，那么似乎可以让梅雷迪斯（Meredith）的反乌托邦不太可能发生：如果运营商决定添加一个过滤器，将有关变性人护理的信息（或者，如果你的恐惧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主张在田径比赛中限制性别自我分类的言论）视为危险内容，那么个人就可以简单地不安装该特定过滤器，他们仍然可以从其余的反诈骗保护中受益。
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元机构”需要被设计来鼓励其他机构尊重这种细粒度的退出自由的理想——毕竟，正如我们在软件供应商锁定中看到的那样，组织不会自动遵守这一原则！
一旦你读了关于投票的章节，多元民主和传统民主之间的许多差异就变得清晰起来。多元投票机制对“民主是两只狼和一只羊投票决定吃什么”的问题以及对民主沦为民粹主义的相关担忧有一些强有力的明确答案。这些解决方案建立在格伦早期关于二次方投票的想法之上，但更进一步，如果这些选票来自彼此更独立的参与者，则明确地将选票计入更高的比例。我将在后面的部分中更详细地介绍这一点。
除了从仅计算个人到计算联系这一重大的理论飞跃之外，两者还存在广泛的主题差异。一个关键差异是多元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自由主义哲学家克里斯·弗雷曼 (Chris Freiman) 在这条推文中很好地总结了民族国家民主的一个主要缺点，这对我个人来说很有启发：
这是一个严重的差距：全球不平等的三分之二发生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国家内部，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尤其是数字产品）既不是全球性的，也没有明确与任何特定民族国家挂钩，我们用于交流的工具高度国际化。21 世纪的民主计划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基本事实。
多元论本质上并不反对民族国家的存在，但它明确地努力超越依赖民族国家作为行动中心的范畴。它为各种行为者提供了行动指南，包括跨国组织、社交媒体平台、其他类型的企业、艺术家等等。它还明确承认，对于许多人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可以主宰他们的生活。
铃木健（Ken Suzuki）的《平滑社会及其敌人》（Smooth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更详细地阐述了多元论的一个重要主题：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不应被视为“是非对错”的问题。相反，应该有不同程度的成员资格，这些不同程度的成员资格将带来不同的好处和不同程度的义务。这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它一直都是正确的，但在互联网优先的世界中变得更加重要，我们的社区不再一定是嵌套的和完全重叠的。
《多元论》一书倡导一系列相当广泛的数字和社交技术，这些技术涵盖了传统上被认为是大量“空间”或行业的领域。我将重点介绍几个特定类别的示例。
首先，格伦和奥黛丽对现有的身份认同方法提出了批评。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关键引述：
关于生物识别：
Glen 和 Audrey 更倾向于采用交叉社会身份的方法来做这件事：利用一个人的全部行为和互动来实现身份系统的根本目标，比如确定社区成员的程度和一个人的可信度：
核心信息是任何单因素技术都太脆弱了，所以我们应该使用多因素技术。对于帐户恢复，我们相对容易理解其工作原理，并且很容易理解安全模型：每个用户选择他们信任的内容，如果某个用户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后果主要限于该用户。但是，身份的其他用例更具挑战性。例如，UBI 和投票似乎本质上需要全局（或至少是整个社区）就社区成员是谁达成一致。但是，有人努力弥合这一差距，并创造出一种接近“感觉”像一个单一全局事物的东西，同时基于主观的多因素信任。
以太坊生态系统中最好的例子就是Circles，一个基于“信任网络”的 UBI 代币项目，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账户（或无限数量的账户），每小时产生 1 个 CRC，但只有当该账户通过信任网络图与你相连时，你才会将给定账户的币视为“真正的 Circles”。
另一种方法是完全放弃“你要么是人，要么不是人”的抽象概念，尝试使用多种因素来确定给定帐户的可信度和成员资格，并赋予其与该分数成比例的 UBI 或投票权。以太坊生态系统中正在进行的许多空投，例如Starknet 空投，都遵循此类原则。
Starknet空投接收者类别。许多接收者最终落入多个类别。
在《激进市场》中，格伦重点关注了“稳定且可预测，但故意不完美”的产权版本，例如哈伯格税。他还重点关注了可以资助公共物品而不仅仅是私人物品的“类似市场”的结构，最著名的是二次方投票和二次方融资。这两个想法在《多元论》中仍然很突出。二次方融资的非货币实现称为多元信用（Plural Credits），用于帮助记录对账本本身的贡献。围绕哈伯格税的想法有所更新，试图将这个想法扩展到允许资产同时由多个不同个人或团体部分拥有的机制。
除了持续强调超大规模市场设计之外，该计划的新增内容之一是更加重视社区货币：
根本目标是将刻意保持本地化的本地机制与全局机制相结合，以实现大规模合作。格伦和奥黛丽认为，他们修改后的市场和财产版本是最大规模全球合作的最佳候选者：
在《激进市场》一书中，格伦提倡二次方投票，该投票方式处理的问题是允许选民表达不同强度的偏好，但同时避免最极端或资源最丰富的声音主导决策的失败模式。在《多元论》一书中，格伦和奥黛丽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有所不同，下面这一节很好地总结了他们试图解决的新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格伦和奥黛丽主张用“递减比例”原则设计投票机制：对不相关的信号进行加法处理，但对 N 个相关信号只给予 sqrt(N) 票。
这种方法在美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已有先例，这些组织通常有一些理事会给予子单位（前者为州，后者为国家）一定数量的投票权，这些投票权与其人口或经济实力成正比，而其他理事会则给予每个子单位一个投票权，无论其大小。理论上，一个大州的一千万选民比一个小州的一百万选民更重要，但他们所代表的信号比来自十个不同州的一千万选民更具相关性，因此一个大州的一千万选民的投票权应该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然，要使这种设计更普遍地发挥作用，关键挑战在于确定谁是“不相关的”。一致行动的参与者假装不一致以增加其合法性（又称“虚假宣传”、“去中心化实景演绎”、“傀儡国家”……）已经是一种主流政治策略，并且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如果我们通过分析 Twitter 帖子来实例化一种确定谁与谁相关的机制，人们将开始精心制作他们的 Twitter 内容，使其在算法中看起来尽可能不相关，甚至可能故意创建和使用机器人来做到这一点。
在这里，我可以提出我自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对多个问题进行投票，并使用投票本身作为谁与谁相关的信号。其中一种实现是成对二次方融资，它为每对参与者分配固定预算，然后根据该对投票方式的交集进行分配。你可以对投票做类似的事情：不是给每个选民一票，而是给每对选民一票（可分割的）：
如果按原始数字计算，赞成票在问题 C 上以 3-2 获胜。但 Alice、Bob 和 Charlie 是高度相关的选民：他们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与此同时，David 和 Eve 只在 C 上意见一致。在成对投票中，(David、Eve) 对中所有“反对 C”的投票将分配给 C，这足以压倒 Alice、Bob 和 Charlie 的“赞成 C”的投票，他们对 C 的成对投票加起来只有 11/12。
这种设计的关键技巧在于，确定谁是“相关”和“不相关”是机制的固有部分。两个参与者在某一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越多，他们在所有其他问题上的投票就越少。一组 100 个“有机”的多元化参与者将获得相当高的投票权重，因为任何两个参与者的重叠区域都相对较小。与此同时，一组 100 个拥有相似信念并听取相同媒体的人将获得较低的权重，因为他们的重叠区域较大。一组 100 个账户都由同一个所有者控制，它们将具有完美的重叠，因为这是最大化所有者目标的策略，但他们将获得最低的权重。
这种“成对”方法在数学上并不是实现此类事情的理想方法：在二次方融资的情况下，攻击者可以提取的资金量随着他们控制的账户数量的平方而增长，而理想情况下应该是线性的。如何指定一种“理想”机制方面，无论是二次方融资还是投票，在面对控制多个账户或相关选民的攻击者时，该机制具有最强大的属性，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研究问题。
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它自然而然地纠正了互联网话语中有时被贴上“ NPC ”标签的现象：一大群人可能只是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消费完全相同的信息来源，相信完全相同的事情。
正如我多次说过的，特别是在 DAO 的背景下，治理的成功或失败约 20% 取决于正式治理机制，约 80% 取决于参与者在确定意见并将其输入治理之前所进行的沟通结构。为此，Glen 和 Audrey 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用于大规模对话的更好技术。
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话工具是Polis。Polis是一个允许人们提交关于某个问题的陈述并对彼此的陈述进行投票的系统。在一轮结束时，它会确定不同观点中的不同主要“集群”，并列出最能获得所有集群支持的陈述。
实际上，Polis曾在中国台湾的一些法律提案公开讨论中使用，包括就类似 Uber 的叫车服务制定规则。Polis 还曾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场合中使用，包括以太坊社区内的一些实验。
他们关注的第二个工具在成为主流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被引入到一个拥有数亿用户的现有社交媒体平台的“不公平优势”：Twitter的社区笔记（Community Notes）。
社区笔记（CommunityNotes）也使用了一种算法，允许任何人提交帖子的拟议注释，并显示那些对大多数其他注释持不同意见的人给出最高评价的注释。我在对该平台的评论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算法。从那时起，Youtube宣布他们计划推出类似的功能。
Glen 和 Audrey 希望这些机制背后的理念能够得到扩展，并在整个平台上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最终目标是尝试创建大型讨论平台，其设计目的并非最大化“参与度”等指标，而是有意优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共识点。互利互惠，但同时也要识别并利用每一个可能的合作机会。
格伦和奥黛丽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来论述“后符号通信”和“沉浸式共享现实” 。这里的目标是以比市场或对话所能实现的带宽高得多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
格伦和奥黛丽描述了东京的一个展览，它让参观者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变老的感觉：
他们辩称，未来利用脑机接口等技术，可以实现更有价值、更逼真的此类体验。“沉浸式共享现实”涵盖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虚拟现实”或“元宇宙”，但范围比这更广，被描述为后符号通信和对话之间的设计空间。
我最近读过的另一本关于类似主题的书是 Herman Narula 的《虚拟社会：元宇宙和人类体验的新前沿》。Herman 重点关注虚拟世界的社会价值，以及虚拟世界在被赋予正确的社会意义的情况下如何支持社会内部的协调。他还关注中心化控制的风险，认为理想的元宇宙应该由更像非营利性 DAO 而非传统公司的组织创建。Glen 和 Audrey 有非常相似的担忧：
如果要我指出他们愿景中的一个不同点，那就是这一点。Virtual Society更注重虚拟世界的共享故事叙述和长期连续性方面，指出像 Minecraft 这样的游戏如何赢得数亿人的心，尽管按照现代标准，从电影沉浸感的角度来看，它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多元主义似乎更注重（但远非唯一）感官沉浸感，并且更能接受短时间的体验。该论点认为，感官沉浸感在传达某些我们难以获得的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强大能力。时间将告诉我们这些愿景中的哪一个，或者两者的哪种组合将会成功。
当我回顾自 2010 年代初以来我们看到的政治变化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当前环境下取得成功的运动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客体层面的，而不是元层面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寻求推广关于如何解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广泛总体原则，而是寻求推广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立场。我想到的一些例子包括：
在那些没有以这种方式由问题驱动的现代运动中，很大一部分可以被视为模糊的个人崇拜，围绕着由一个领导者或少数协调良好的精英所采取和实时改变的任何一套立场而团结起来。还有一些运动可能被批评为无效和不一致，不断试图将不断变化的原因清单强加在一个定义不明确、没有原则的“万能原因（Omnicause）”的保护伞下。
如果我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转变，我会这样说：大型团体必须围绕某些事情进行协调。而现实情况是，你要么 (i) 围绕原则进行协调，(ii) 围绕一项任务进行协调，或者 (iii) 围绕一位领导者进行协调。当现有的一套原则被认为过时且效率低下时，其他两种替代方案自然会变得更受欢迎。
围绕一项任务进行协调是有效的，但它是暂时的，而且一旦完成该项特定任务，你积累的任何社会资本都会轻易消散。领导者和原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是任务工厂：它们可以不断输出新的事情和解决新问题的新答案。在这两种选择中，原则在社会上更具可扩展性，也更持久。
多元主义似乎与更广泛的趋势截然相反。与极少数其他现代运动（可能是网络国家）一起，多元主义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任何单一任务，它寻求围绕原则而不是领导者进行协调。理解多元主义的一种方法是，它认识到（至少在非常大的范围内）围绕原则进行协调是三角形的优越点，它正在努力找出一套适用于 21 世纪的新原则。激进市场试图重塑经济学和机制设计领域。多元主义试图重塑自由主义。
Gisele Chou 的这张图表很好地体现了上面各节中描述的所有机制如何组合成一个框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框架完全合理。哲学家纳西姆·塔勒布喜欢引用杰夫和文斯·格雷厄姆（GeoffandVinceGraham）的话来描述他对“尺度无关普遍主义”的拒绝：“在联邦层面，我是自由主义者；在州层面，我是共和党人；在地方层面，我是民主党人；在家庭和朋友层面，我是社会主义者”。多元哲学非常重视这一点，建议在不同的尺度上采用不同的机制。
在另一个层面上，有时感觉“多元氛围”就像一把伞，将非常不同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而这些概念接受或拒绝它们的理由也大不相同。例如，“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健康的联系非常重要”与“投票机制需要考虑联系程度的差异”是截然不同的说法。完全有可能利用成对二次方融资来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联合国，以资助合作和世界和平，但与此同时，“创造性合作”被高估了，伟大的作品应该是一位作者的愿景。这种看似不一致的部分原因在于这本书的作者身份多种多样：例如，除了格伦和奥黛丽之外，虚拟现实和脑脑交流部分由普贾·奥尔哈弗撰写。但这是所有哲学的弱点：19 世纪的自由主义结合了民主和市场，但它是许多具有不同信仰的人的综合作品。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喜欢民主而怀疑市场，或者喜欢市场而怀疑民主。
因此，值得一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对各种问题的背景直觉在某些方面与“多元论氛围”不同，你还能从多元论思想中受益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通过阅读多元论，你可能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虽然Glen和Audrey对对话和治理的元层次愿景非常吸引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过于激进的技术。以下是他们希望实现的具体的目标结果：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结果，也是未来十年的宏伟目标。但是我想从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中看到的目标比这些更宏大更深远。当我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最近对迪拜和东京未来博物馆的描述：
迪拜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它还使用了另一种技术也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地质工程。今天，地质工程的使用和风险还处在相当局部的范围内：阿联酋进行人工降雨，一些人将迪拜最近发生的洪灾归咎于此，尽管专家们一致反对。然而，明天可能会有更大的奖励。太阳能地质工程就是一个例子：与其重新组织我们的整个经济和社会来保持二氧化碳处于合理的低水平，让地球保持合理的凉爽温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实现1-4摄氏度的降温目标所需要的只是向空气中喷洒适当的盐。今天，这些想法还是高度推测性的，谈科学还为时过早，并不能做出科学承诺，或者把这些当做对其他事不作为的借口。即使是像人工湖这种更温和的提议，也会引发寄生虫的问题。
但随着本世纪的发展，我们对这些行为的后果的理解能力将会提高。就像早期的药物往往是有害的，而今天却能至关重要地救人一命，我们治愈地球的能力很可能也会经历类似的转变。
但即使在科学问题变得更容易理解之后，另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也悬在了我们的头顶：我们到底该如何管理这样的事情？
环境地缘政治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大问题。关于河流用水权的争议已经存在。如果变革性的大陆规模或世界规模的地质工程变得可行，这些问题将变得更加利害攸关。
如今，除了几个强国联合起来代表人类决定一切之外，似乎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案。但是，多元论的想法很可能是我们想出更好解决方案的最佳机会。关于共同财产的想法，即某些资源或环境特征可以在多个国家，甚至是负责保护自然环境或未来利益的非国家实体之间共享所有权，在原则上似乎是令人信服的。历来的挑战都是这些想法很难形式化。多元论为此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工具。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地质工程问题上拉回来，从总体上思考一下“疯狂的指数技术”的范畴，可能会觉得在多元主义和导致能力指数级增长的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如果社会中的不同实体按照线性或稍微超线性的轨迹前进，那么在时间T时的微小差异在时间T+1时仍然是微小差异，因此系统是稳定的。但如果进步是超指数级别的，那么彼时微小的差异就会在此时变成巨大的差异，即使是按比例计算，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会诞生一个超越其他一切的实体。
这实际上一直都是一种权衡。如果你要问哪个18世纪的机构组织看起来最“多元化”，你可能会想到根深蒂固的大家族关系和行业协会。然而，工业革命扫除了这些，取而代之的是规模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这往往被认为是实现巨大经济增长的原因。
然而，我认为前工业时代的静态多元化与Glen和Audrey的多元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工业革命之前的静态多元化被Glen所称的“回报递增”所粉碎。多元化有专门设计的工具来处理它：为公共产品提供资金的民主机制，比如二次方融资，以及更加有限的产权，特别是如果你创建了一些非常强大的东西，你只能拥有你所创建的东西的部分所有权。有了这些技术，我们可以防止人类文明规模的超指数增长变成资源和权力不平等的超指数增长。相反，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设计产权：水涨船高。因此，我认为技术能力的指数增长和多元化治理理念是高度互补的。
有一种政治思想可以被概括为“精英自由主义”：重视自由选择和民主的好处，但承认一些人的投入比其他人的质量高得多，并希望对民主施加摩擦或限制，从而给精英更多的回旋余地。最近的一些例子包括：
在政治领域的另一端也有类似的争论，尽管那里的话语往往侧重于“专业知识”，而非“卓越”或“智慧”。具有这些主张的人所提倡的解决方案类型通常涉及到在民主与财阀统治或技术统治（或比两者更糟糕的东西）之间做出妥协，作为试图筛选卓越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这种妥协，而是更努力地直接解决问题会怎样？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目标出发：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多元机制，允许不同的人和团体表达和执行他们不同的想法，以便最优者胜出，那么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基于这个想法来优化制度？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预测市场。
左图：马斯克宣称英国内战“不可避免”。右图：Polymarket赌徒，真正参与其中，认为内战的概率是……3%（我认为这个概率也太高了，但我也押注了）
预测市场是一个允许不同的人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的场所。预测市场的优点来自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人们具有“利害关系”时，他们更有可能给出高质量的意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的质量也会提高，意见不正确的人会赔钱，意见正确的人会赚钱。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预测市场在对不同参与者开放的意义上是多元的，但在Glen和Audrey眼里，它们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它们是一种纯粹的金融机制：它们并不区分是一个人押注了100万美元还是100万个不相关的人一共押注了100万美元。使预测市场更加多元化的一种方法是引入人均补贴，并防止人们将他们用这些补贴进行的押注外包。有一些数学论据表明，在激发参与者的知识和见解方面，这比传统的预测市场做得更好。另一种选择是运行一个预测市场，同时运行一个Polis式的讨论平台，鼓励人们提交他们之所以相信某事的理由——也许使用以往市场记录的灵魂绑定证明来决定谁的发生更有分量。
预测市场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多种形式因素和环境的工具。其中一个例子是追溯性公共产品融资，即公共产品在产生影响并经过足够的时间来评估影响后才获得资金支持。RPGF通常被认为与投资生态系统相结合，其中公共产品项目的前期资金将由风险资本基金和投资者提供，他们预测哪些项目将在未来取得成功。事后部分（评估）和事前部分（预测）都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化：前者采用某种形式的二次投票，后者采用人均补贴。
《多元论》这本书和相关文章并没有真正以“好与坏”的观点和视角来论述，只是从更多不同的观点中汲取更多的好处。在“共鸣”层面上，我认为确实存在一种紧张感。然而，如果你相信“好与坏”的衡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不认为这些焦点在本质上是互不相容的：有很多方式可以采用其中一个想法来改进专为其他想法所设计的机制。
多元主义理念最自然而然的应用之处是社会环境，我们的社会已经面临着如何在避免集权和保护参与者自主权的同时改善不同和相互作用的部落之间的合作的问题。
我个人最看好三处实验：社交媒体、区块链生态和地方政府。具体示例如下：
如今，我认为正确的思考“多元主义”的方式是将其视为社会机制设计理念的“直觉泵”，以更好地保护个人和社区的自由，实现大规模合作，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两极分化。上述环境是实验的良好基础，因为它们包含(i)现实世界的问题和资源，以及(ii)对尝试新想法非常感兴趣的人们。
未来，关于21世纪世界结构会有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个人、公司和国家拥有什么样的主权水平，世界最终会变得多么平等或不平等，以及哪类强大的技术会以何种顺序发展以及将具有哪些功能属性。无论是“多元主义氛围”，还是多元机制设计理论的具体含义，关于这些话题还有很多话要说。
对于同一个问题，通常会有多种相互矛盾的方法。例如，多元论理论意味着，如果一个群体或机制与社会中其他主导机制不相关，能够带来独特的事物，那么该群体或机制的提升就是有价值的。但是，亿万富翁作为受欢迎的输入方，将不相关的活动注入到一个由所有内部决策逻辑都极其相似的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还是更加活跃的民族国家作为受欢迎的输入方，将多样性注入到一个由同质的亿万富翁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你的答案很可能取决于你对这两个群体的原有感觉。
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最好不要把多元论理解为你现有的世界思考框架的总体替代品，而应将其视为它的补充，这些基本思想可以使各种机制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