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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Vitalik
编译 | Aki Chen 吴说区块链
原文链接：
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25/03/29/treering.html
据 Vitalik 发布文章表示，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封闭和控制的国家，美国技术总体上比中国技术更倾向于开源”，但现在看来好像他们完全错了。因为很难改变一种文化对待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方式，以及态度已经固化的事物的方式。加密空间的吸引力是，它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技术和文化基础来做新的事情，而不会受到现有现状偏见的过度负担。
本文将带来 Vitalik 提出的“文化与政治的年轮模型”及其针对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和技术监管格局的深刻剖析。
核心逻辑：文化对新事物的态度由形成时的社会氛围塑造，对旧事物的态度则由固有惯性决定。这些“文化年轮”一旦形成，便极难改变。
新自由主义之名下日益增加的监管现实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点经常令我困惑：人们总是反复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度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高度推崇“去监管化”。但令我不解的是，尽管确实存在相当一些人争取新自由主义和去监管化，但从整体上看，政府实际执行的监管政策却与这些理念大相径庭。联邦相关的监管法规的总数不降反增， KYC （客户身份验证）、版权法规、机场安检措施等各类规定愈发严苛。此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联邦税收占 GDP 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1）直觉遭遇现实：“年轮模型”揭示中美 AI 格局的逆转
如果你在 2020 年告诉别人，五年后美国与中国之间，一个将主导在开源 AI 领域处于领先，另一个将在闭源 AI 领域占据优势，并询问他们谁会领先于哪个领域，他们或许会盯着你，怀疑你是否在抛出一道陷阱题。因为美国一贯是强调开放的国家，中国则更倾向于封闭和管控。从整体技术趋势来看，美国的科技公司远比中国的同行更加偏爱开源模式，这一点似乎非常明显！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直觉却完全错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本文中，我将提出一种简单的解释方式，我称之为“文化与政治的年轮模型”（The tree ring mode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模型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个文化对待新事物的方式，取决于该文化在特定时间内盛行的态度与激励机制。
一个文化对待旧事物的方式，则主要受到维持现状的惯性（即“现状偏见”）所驱动。
每个时代都会在文化这棵树上刻下一个新的“年轮”，而当这个新的年轮形成时，社会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针对新兴事物的观念。然而，这些观念一旦形成，很快便会固定下来，变得根深蒂固、难以动摇。随后，一个新的年轮又会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叠加，推动社会塑造下一波应对新话题的文化态度与反应。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模型来分析前面的情形及其他类似情况：
2）从互联网到 AI ：中美如何被文化惯性引导技术监管
美国确实经历过一段去监管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的高峰期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如果你仔细观察数据图表，会很清楚地发现这一点）。进入 21 世纪之后，整体氛围已经逐渐转向了更多的监管与管控。然而，如果具体来看那些在 20 世纪 90年代“成长起来”的事物（例如互联网），就会发现它们在随后数十年里它们始终保留了最初诞生时的文化烙印 — — 自由与开放的互联网。这种理念一旦形成，就像年轮一样深刻地固定下来。这种理念的固化，以至于美国（及受到其影响的全球其他国家）都得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享受相对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环境。
税收水平通常受到政府预算需求的约束，而预算需求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医疗保健与社会福利计划的刚性需求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道财政的“红线”（即底线）早在 50 年前就已被划定，随后便像年轮一般被牢牢固化下来，几乎无法被撼动。
法律与文化对各种现代科技或新兴事物所伴随的潜在风险，往往表现得极为谨慎和警惕，即使它们的实际危险程度，远低于某些极限登山运动（后者的死亡率甚至可能高得多）。这种现象可以用年轮模型来解释：危险的登山活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因此其对应的文化态度早在社会整体风险容忍度更高的时期就已形成，并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固化下来，成为社会观念中的一部分，难以撼动。
社交媒体在 2010 年代逐渐成熟，其在文化和政治上受到的对待，一方面被视为互联网整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被视作一种独特的新现象。因此，对社交媒体的限制性态度通常不会直接延伸至早期互联网形成的领域。例如，尽管互联网的整体管控趋势正在增强，但我们并未看到对于未经授权的文件共享行为有显著更为严格的打击措施。
人工智能（AI）在 2020 年代逐渐走向成熟，而在这一阶段，美国率先占据优势，中国则扮演追赶者角色。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采取一种“商品化竞争对手的优势互补品”（Commoditize The Complement）的策略符合自身利益。这一战略恰好与众多开发者群体中日益增长的开源偏好相契合，从而推动中国形成了一种对开源 AI 非常友好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实且由内而外的，但也具有高度的针对性，仅限于人工智能领域；而在更早形成的其他技术领域，依然广泛存在封闭性和“围墙花园”（Walled garden）的特征。
种下新的树木：创新比改变现状更有效
更广义地讲，这其中蕴含的启示是：一旦某种事物已存在足够长的时间，并且围绕它的文化观念已经固化，再想改变这种观念将会非常困难。而更容易实现的，是创造新的行为模式，让新模式在竞争中取代旧模式，并确保在这种新模式形成的初期，就建立起良好的规范与文化基础。这种转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开发新的技术是一种方法，通过互联网（无论是线上社区还是实体社区）来实验新的社会规范是另一种方法。而这恰恰是加密货币和 Web3 领域对我而言最具吸引力的特质之一：它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技术与文化环境，可以不被既有的“现状偏见”所过度束缚，从而自由地去探索和尝试新事物。我们无需再费力培育那些陈年旧树，而是可以通过种植和培育新的树种，来为这片森林崭注入新的生命力。
（转自：吴说）